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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ronaca I

March 15, 2020

0.
无论癌症还是感冒,在生病时人都会更多思考:身体、记忆;依赖的人、爱的人。那么当国家遭遇 Covid-19 病毒,社会又会有怎样的反思与改变;疫情期间的例外状态会逐渐消失还是留存;人们的生活,工作与消费习惯,是否会迎来持久性的变化;对自身所处群体,及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,是否会有新的认识。

我们正处在一个特别的历史事件当中,作为经历者亦难以在此时此刻认识到它可能的规模与影响。如同进入一个黑暗的隧道,在看到出口前无法预料其长度;我们也无法预测疫情会在何时结束,可能是夏天,也可能是明年;以及在这期间,有多少人的生活会受到怎样的影响。

1. 数据与选择
面对疫情,不同国家采取了不同的策略,也自然会成为比较的对象。例如,确诊数量与死亡人数常被用来估计疫情严重程度,如下图中各国时间-人数曲线所显示。然而感染人数本身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:它取决于总体检测量:如果不被检测那么自然不会被确诊,也不会被记入死亡人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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试比较韩国与日本。根据WHO数据,截止3月13日两国确诊人数分别为 7979 与 675. 看起来韩国比日本严重很多。但是如果考虑到总体检测数量,则是 248647 与 10205: 相差20多倍。至于每百万人检测量,4831,3 与 80,5 之间则更是相差了60倍。因此,两国确诊数差异完全无法用来推测各自疫情严重程度。相反,检测量数据明显地反应出日本政府在此方面的不足。考虑到检测阳性率与总体检测数量之间暂时并没有明显的相关性(见下表),假设日本增加检测数量,确诊数应该会成比例增加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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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此,日本政府的理论似乎是:大量检测只会增加医疗机构资源负担,因此不如不测。然而这一理论并不成立。首先,检测出阳性并不意味着送入医院:轻症患者依然应该在家隔离。其次,这一信息对个人与国家都十分有用。如果知道自己是感染者,那么他与周围的人都会更加小心,减少感染进一步发生的概率;如果排除了感染,则可以省去很多担心与焦虑。在国家层面,足够的检测量是监控疾病发展的前提。因此,除了资源不足之外,科学层面上或许并没有别的理由支持限制检测数量。奥运会这样的政治与经济因素或许更为决定性。

2.
政府应该在何种程度上掌管个体生命,并对其负责?

可以从两个维度考虑政府的应对:能/不能做什么,应该/不应该做什么。在这次疫情中,理想的应对或许是香港、新加坡、韩国等等:高效负责的应对,同时尽可能不损害个人的自由与权利。在中国,对抗疫情是第一要务,在紧急状态下一切措施似乎都变得合法,而人生命之外的维度都多少可以牺牲。至于美国、日本与英国,到目前为止则是一种有意识的应对不足:似乎病毒的流行只是单纯的生物事件,人们只能依靠自己的免疫力。

3.
世卫组织前两天将 Covid-19 宣布为 pandemic, 而这个词令我联想到 pandemonium: 弥尔顿在 Paradise Lost 中以此命名地狱里恶魔的居所。区别在于 demos-demon, 人民还是恶魔。同时,或许会感到 demos-demon 的界限也不再那么分明:所有来自疫区,可能携带病毒的人,都需要隔离在封闭的空间中;也可能成为恐惧的对象。

在卢浮宫曾看到英国画家 John Martin 以此为题的一幅画。恐惧与威胁,空旷的土地与无人的建筑,在黑暗里隐藏的微小光点:不可见的病毒。

Fichier:Pandemonium.jpg

4.
在疫情中,过多的担心或信息输入并不会对我们有什么帮助,仅会增加焦虑与无助。如台风、海啸或地震一样,病毒与疾病并不是人类可以控制的事件。因此,不如接受人的脆弱,以及偶然的必然性;在采取必要的措施与行动之后,平静且勇敢地度过每一天。同时期待着,在这一切过去之后的新生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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