0.
无论癌症还是感冒，在生病时人都会更多思考：身体、记忆；依赖的人、爱的人。那么当国家遭遇 Covid-19 病毒，社会又会有怎样的反思与改变；疫情期间的例外状态会逐渐消失还是留存；人们的生活，工作与消费习惯，是否会迎来持久性的变化；对自身所处群体，及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，是否会有新的认识。

我们正处在一个特别的历史事件当中，作为经历者亦难以在此时此刻认识到它可能的规模与影响。如同进入一个黑暗的隧道，在看到出口前无法预料其长度；我们也无法预测疫情会在何时结束，可能是夏天，也可能是明年；以及在这期间，有多少人的生活会受到怎样的影响。

1. 数据与选择
面对疫情，不同国家采取了不同的策略，也自然会成为比较的对象。例如，确诊数量与死亡人数常被用来估计疫情严重程度，如下图中各国时间-人数曲线所显示。然而感染人数本身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：它取决于总体检测量：如果不被检测那么自然不会被确诊，也不会被记入死亡人数。

试比较韩国与日本。根据WHO数据，截止3月13日两国确诊人数分别为 7979 与 675. 看起来韩国比日本严重很多。但是如果考虑到总体检测数量，则是 248647 与 10205: 相差20多倍。至于每百万人检测量，4831,3 与 80,5 之间则更是相差了60倍。因此，两国确诊数差异完全无法用来推测各自疫情严重程度。相反，检测量数据明显地反应出日本政府在此方面的不足。考虑到检测阳性率与总体检测数量之间暂时并没有明显的相关性（见下表），假设日本增加检测数量，确诊数应该会成比例增加。

对此，日本政府的理论似乎是：大量检测只会增加医疗机构资源负担，因此不如不测。然而这一理论并不成立。首先，检测出阳性并不意味着送入医院：轻症患者依然应该在家隔离。其次，这一信息对个人与国家都十分有用。如果知道自己是感染者，那么他与周围的人都会更加小心，减少感染进一步发生的概率；如果排除了感染，则可以省去很多担心与焦虑。在国家层面，足够的检测量是监控疾病发展的前提。因此，除了资源不足之外，科学层面上或许并没有别的理由支持限制检测数量。奥运会这样的政治与经济因素或许更为决定性。

2.
政府应该在何种程度上掌管个体生命，并对其负责？

可以从两个维度考虑政府的应对：能/不能做什么，应该/不应该做什么。在这次疫情中，理想的应对或许是香港、新加坡、韩国等等：高效负责的应对，同时尽可能不损害个人的自由与权利。在中国，对抗疫情是第一要务，在紧急状态下一切措施似乎都变得合法，而人生命之外的维度都多少可以牺牲。至于美国、日本与英国，到目前为止则是一种有意识的应对不足：似乎病毒的流行只是单纯的生物事件，人们只能依靠自己的免疫力。

3.
世卫组织前两天将 Covid-19 宣布为 pandemic, 而这个词令我联想到 pandemonium: 弥尔顿在 Paradise Lost 中以此命名地狱里恶魔的居所。区别在于 demos-demon, 人民还是恶魔。同时，或许会感到 demos-demon 的界限也不再那么分明：所有来自疫区，可能携带病毒的人，都需要隔离在封闭的空间中；也可能成为恐惧的对象。

在卢浮宫曾看到英国画家 John Martin 以此为题的一幅画。恐惧与威胁，空旷的土地与无人的建筑，在黑暗里隐藏的微小光点：不可见的病毒。

4.
在疫情中，过多的担心或信息输入并不会对我们有什么帮助，仅会增加焦虑与无助。如台风、海啸或地震一样，病毒与疾病并不是人类可以控制的事件。因此，不如接受人的脆弱，以及偶然的必然性；在采取必要的措施与行动之后，平静且勇敢地度过每一天。同时期待着，在这一切过去之后的新生活。